今天“是非集”專欄說，滯留武漢的台灣民眾已有第一批搭乘大陸東方航空公司專機返台，
這批來自疫區的台胞回台後須先隔離安置十四天，但隔離場所究竟設置在哪？目前政府的中
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暫將之視為機密。然而，隔離觀察場所的設置處是否應成為機密？乃至
於有絕無洩密的可能性？既關乎身處危機時的人性，也關乎政府措施所能凸顯的價值選擇。

由於台北市長柯文哲已接獲公文，得知安置隔離武漢返台同胞的場所，其中之一將設置在台
北市轄區，而他也在媒體訪問中說出該地點，因而遭致“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”聲稱將可
能依法究辦。柯文哲表示自己接到了在台北市設置隔離場所的公文，他所指出的地點應該無
誤，但“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”又何以做出有意依法開罰的反應？

依據《傳染病防治法》第9條規定：“利用傳播媒體發表傳染病流行疫情或中央流行疫情指
揮中心成立期間防治措施之相關訊息，有錯誤、不實，致嚴重影響整體防疫利益或有影響之
虞，經主管機關通知其更正者，應立即更正。”亦即要構成發表的防治措施為有錯誤或不實
，且導致嚴重影響整體防疫利益或有影響之虞時，才屬於違法而應開罰的行為。

柯文哲說出隔離場所的地點當為真實，就算被爆料出來確實會造成附近居民恐慌，甚至因而
對整體防疫利益有所影響，但也並不構成違法。不難推知，“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”極可
能因怕隔離場所附近居民抗議，才會對柯文哲的“洩漏”行為，直覺地聲稱依法可能要開罰
。

對於負責任的政府來說，擇定設置隔離場所的同時，就該有能力做好讓附近居民安心的準備
。因此，儘管柯文哲先說出了設置在台北市的隔離場所，且此訊息又確為真實，此時“中央
流行疫情指揮中心”首先該做的事，不應是聲稱要法辦開罰，而是主動向民眾宣導和保證，
絕對有能力和信心做好相關的防疫措施，附近的居民不必恐慌才是。

專欄說，政治人物深知隔離場所附近民眾容易造成恐慌，卻利用來進行政治鬥爭，此為泯滅
良知的惡劣行徑。例如，高雄市長韓國瑜日前曾表示，“為防武漢肺炎疫情擴大，高雄市政
府規畫以軍營做為集中收治中心”，卻遭到了高雄市議員林智鴻抨擊為製造恐慌和唱衰台灣
防疫體制。

　　姑且不論2003年SARS期間的防疫，當時高雄市長謝長廷曾在小港的少康營區建置可以容
納1000人的集中隔離中心，韓國瑜針對可能的發展預作規劃和準備，若可拿來嚴厲批判，豈
不助長了本不應該存在的恐慌？武漢台胞返台後，總要有個隔離檢疫的場所，而配備相關設
施及醫護人員必須進駐，在在都顯示難以保得住地點的秘密？再說，有何保密的必要呢？

　　事實上，“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”聲稱要對柯文哲開罰，同樣也是消極地順應人民可
能造成恐慌的心理。而政府主管機關行事若屈服在此恐慌下，豈不等於認同了“歧視”的價
值。依據《傳染病防治法》第11條第1項規定：“對於傳染病病人、施予照顧之醫事人員、
接受隔離治療者、居家檢疫者、集中檢疫者及其家屬之人格、合法權益，應予尊重及保障，
不得予以歧視。”從聲稱要對柯文哲開罰的事件中，仿彿讓人嗅到了對來自疫區同胞歧視的
味道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