除了娛樂價值上的成功，電影也在古老題材和現代改編之間取得一種新意。借用「周處除
三害」的典故有其利弊，好的是故事框架完整、讓人覺得熟悉而容易期待，但挑戰就在傳
統故事中改過向善的美德意涵，若在當代重複搬演就顯得有點八股或老套了。電影可以說
大致保留了傳統故事的框架，同時不只在現代背景上，也在精神上做出新的詮釋。

陳桂林並不是基於鄉里輿論或某種抽象道德而行動的，他被呈現為一個土生土長，同時又
被浪漫化了的臺灣混混。他走上除害之路的動機是類似於「幹一票大的」、「讓所有人知
道我」之類的狂想。單就這點已是對除害故事的新詮釋，這樣的動機對一般罪犯而言也合
理多了；有趣的是，電影在這層詮釋下又安排了陳桂林與奶奶之間的親情、陳對受迫害的
小美的同情等人性刻畫，這就在他的瘋狂下鋪墊了某些隱藏而不可見的委屈，讓這個人物
顯得較有深度。

在一部關於重罪通緝犯的電影中，善與惡或許已經不是最重要的問題，而是這樣一些片刻
：陳桂林萬分不捨地把奶奶送的手錶放入箱中預備火化、程小美被問到「你還有親人嗎」
時說她的迫害者就是她唯一的親人（配上長鏡頭下湛藍的天空和海面）、小美最後一次為
陳整理面容時他無聲滾落的眼淚、陳桂林在死刑前最後一次、緩慢而慎重地簽上自己的名
字。

除了在澎湖精舍中過於明顯的宗教批判以外，電影最終沒有給出明確的道德答案。陳桂林
不是作為悔改向善或十惡不赦的形象被描繪的，而是盡可能地關於一個人，關於一種生命
衝動渴望著如何實現自己，在世界上遭遇的迷失、曲折與苦澀。